心理變態？揭秘日本女性為何自願受虐

源自於日本的繩縛藝術Shibari(しばり)，字面上的意思是「捆綁」或「約束」，來自古彭城柔術藝術，在古代原先是用來捆綁犯人，後來轉變型態至今成為一種被虐式美感的藝術。
　　結合日本古代留傳的繩縛技巧，在以不傷害模特兒前提下捆綁與約束模特兒。日本甚至於有專門會員的TYINGART「縛リ芸術」網站。不光是女人，日本男人為何也有受虐心理呢？
　　由於處於等級制社會中、並被灌輸了宗教意義的神聖感和使命感，因此絕大多數日本人面對」被命運安排而必須一往無前」的處境都會由衷地產生出悲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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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內心深處的絕望感和表面的堅強之間的反差造就了日本人性格的強烈反差，促成了日本人集受虐者與施虐者為一身的心理傾向。
　　這也催生了兼具」以刀為圖騰的殘忍、以菊花為圖騰的柔和」的暴力美學。
　　按弗羅姆(ErichFromm)的解釋，所謂」施虐」是指統治別人、榨取別人、把幸福建築在他人痛苦上的心理特性；」受虐」則指依賴他人、任人擺布、自輕自賤、屈從外力，甚至自我傷害、自我折磨等心理特性。
　　魯思-本尼迪克在被公認為研究日本國民性最權威的著作《菊與刀》中這樣概括日本人的社會心理（國民性）：」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
　　日本人好鬥而又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而又有禮、冥頑而又善變、馴服而又叛逆、忠貞而又背棄、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求新。

　　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一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征服。
　　」這些幾乎相互對立的性格特徵，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為一體，只不過不同時候表現不同方面而已–對外人和弱者與對本集團內部的人和強者的態度截然相反。
　　魯思-本尼迪克在《菊與刀》中對日本人性格的兩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絕對順從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戀愛；既可以無私地承受極端的義務，也可以沉湎於享樂和安逸。既可以謹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夠勇敢得有些魯莽；既殷勤有禮，又傲慢不遜；既對上級馴服盲從，又會頑固地反抗違逆。既極端地保守，又非常地開放；既有菊的柔順和傷感，又有刀的鋒利和進攻性。
　　然而，從這些表面的對立中，我們卻可以看出其本質精神的一致。那就是：無論日本人做什麼都是絕對地投入並且容易走極端，歸根結底，這是將現世神聖化、絕對化和惟一化的必然產物–「刀是僵硬、魯莽、野蠻的刀，菊是頹廢、癱瘓的菊，它們缺少的恰是理性的節制與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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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面對外在壓力並對此臣服」的現實感催生了日本的」恥感文化」。
　　恥感文化不同於罪感文化。罪感文化的主要特徵是訴諸於良心與超現實的」超越者」–「對超越者而非現實者的敬畏是懺悔者自發（主動）地產生懺悔自我」罪惡」的道德衝動」。
　　恥感文化則必須依靠外部的強制力，懺悔者只有在感受到外部」現實者」的強大壓力之後、才會因為對其力量的敬畏並對即將到來的懲罰感到惶恐而產生認錯的動力。
　　在恥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外部」現實者」的確認–如果惡行沒有被外部者察覺、那麼就不必懊喪；如果外部者的壓力可以被忽視、那麼懺悔就是多餘。因此可以說，日本人是」完全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只對現實力量的對比敏感，所有的」道義」、」責任」都建立在力量的對比之上。

　　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錯了，知道自己有罪就會承認，就會懺悔。日本的恥感文化就是做什麼事都沒有好壞之分，只有羞恥之別。他作了惡、犯了罪，只要這個事情沒有被發現，沒有被揭穿，沒有讓他感覺到羞辱，他就不會認錯。
　　他只要感覺到羞恥，他就會選擇包括自殺、切腹這些激烈的行為自裁。」」在日本人看來，對於自己的過錯要盡量掩蓋，因為不是錯誤本身而是錯誤被外人知曉被視為羞恥的根源。
　　為了一個錯誤而不惜編造層層疊疊的謊言、以避免承認錯誤所導致的」失去面子」是理解日本人行為背後之心理動機的關鍵。
　　在日本人的觀念中，保持當事人面子的完整是所有行為的最高目標，只要能夠保持當事人面子的完整、那麼就沒有什麼要緊的東西了。
　　恥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極端的自尊心，使他們對外來的嘲笑和批評極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評也會被認為是對他人格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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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兩種選擇：要麼是化嘲笑為動力、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力量，以使他人」憚忌」其力量而」不再敢於」嘲弄。要麼是放棄提高自己力量的努力，在怨恨中自我折磨和折磨更為弱小者。
　　恥感文化在本質上屬於他律的結果，在客觀上導致」崇尚暴力」價值觀的泛濫。對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壞是對他們那極易受傷的自尊心的補償，平日在現實壓力下產生的恥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的過程中得到轉移和發泄。
　　以現實里力量對比作為行為指南的日本人，不僅對外來的批評和嘲諷極為敏感，即使是對外來的恩惠也極為敏感，因為接受恩惠就意味著己方的示弱和向對方的服從，因而」也就增加了受到對方嘲諷、嘲弄的機會。
　　因此，日本人很少會接受別人的恩惠、也很少授人以恩。對日本人越好、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為這會增加他的人情債，從而觸動他敏感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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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越冷漠和粗魯，他反而越舒服；即使在親情愛情中也不可過於親昵，對可愛的少女態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稱為」好」青年、反之就是」壞」青年。
　　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師就越被認為是最有幫助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更是要劃清界限、不能輕易接受別人好意。
　　」恩義」最多的社會最後卻使得人人躲避恩惠和情義。造成這種日本社會」奇怪」悖論的根源在於：在等級社會裡，基於自利原則的」恩義」（恩惠和情義）是通過外部強制力而生效的人際紐帶。
　　它失去了超越狹隘自我之後所產生的真誠性，因而含有在外部強制力逼迫下」不得不為之」的無奈意味。
　　如果能夠逃避外部強制力的約束，那麼」恩義」就將如同敝履一般被棄置。一個隨時將」恩義」掛在口頭的民族實際上在內心深處強烈地拒斥著它，這顯現出日本人在外力脅迫下的無奈和人格分裂。

　　受到各種各樣規矩約束的日本人通常被標榜成為」世界上最謙恭、最懂禮貌的民族」。然而並非發自內心的服從也使得他們成為人格最分裂的一群。